再如，旅游业规模最大的是法国和西班牙而不是美国和英国。
当然，大家都知道东京是一个很重要的金融中心，更多是因为日本过去这些年创造了这么多的财富，有这么多的储蓄，日本的经济又是世界第二，所以东京成为日本的金融中心，这一点就让东京在全球的金融市场的价格体系里面地位比较高。既然是还不知道的事儿，那监管者怎么知道如何监管？这不是一个悖论吗？新京报：你认为香港有可能出现华尔街吗？陈志武：香港的监管比上海要少一些。
另外国内这么多钱，房子投资受限制，股市大家又很担忧，银行的存款实际利率是负的，那这个钱会往哪里流？其中一部分钱肯定会变成通胀上涨的动力。就是说，它的就业净贡献率是负的，而不是增加的。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能够超出今天的所见所闻，看得更远，不只是看到未来更远，也可以看到过去，历史的更远。但是东京并没有成为整个亚洲的，更不用说全球的金融中心了。但是从1997 年到现在，每年从国有企业里都会消失掉一些就业岗位。
这次央行25个基点的利息上调，具体地把这个信号发出来。如果一些民企利用行政部门的不负责任去行贿，通过腐败来获得更多的利润最大化的空间，就会出现这些恶劣事例。政治经济学有许多分支，比如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愿意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待经济问题，它认为，工人和资本家是两个对立的阶级，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才能解决财富分配问题。
而要让大多数人认可这个结果，就必须保持程序的公正。这样的做法表面上看起来是占便宜了，但如果总维持这样的模式，就很难确定和巩固领导权。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这个现象既有文化方面的原因，又有政治上的原因。当它逐渐开始在外部世界迷信武力的时候，它的内部秩序就会慢慢的解体，随之也会丧失世界领导权。
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在中国人心目中比较混乱，它有多重含义，但在专业的经济学里面，政治经济学都是透过政治来看待经济的，就是研究资源通过什么样的制度来配置，经济活动主体之间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，关注的都是制度问题。比如，企业投资者、管理者和员工之间政治和法律上的权利基本上平等，那么，他们就会有一个比较公平的博弈平台，企业出现剩余，分配也会相对比较公平。
市场环境并没有任何的改进，相反变得越来越差了。一个国家，只有维持好自己的内部秩序，才有可能在外部确立领导地位。在这个讨论中，人们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正当性是予以否定的。经济改革能否得到人们的认可，取决于程序是不是公正的。
从物质总量的角度来看，比如人口和经济总量，中国确实可以算作一个大国。在中国，当我们谈论福利制度的时候，确实面临很大的难题，我们的福利分配过程遗漏太多了，损失太严重了。福利是政府征税再分配的过程进行的，第一，它侵犯了个人的财产权，第二，政府的分配未必是完全公正的。仅仅为了一些效率，为了经济增长，所有美好的价值都被损伤了，这个代价太高昂了。
这两者之间又是紧密相关的。这就就经济学理论与现实需求的错位。
第一，维护正义，维护秩序，这是古往今来所以哲学家要求政府承担的职能。价值中国：您的这本《政府的本分》中说到问题主要来自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的专栏权利经济学，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权利经济学，这和我们所学的政治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吗? 秋风：四、五年前我提出权利经济学的概念，是想对当时经济学的一些偏向进行矫正，在我看来，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偏离了亚当o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。
我们的政府过于强大了：政府现在依然控制着大量的资源，主要的资源其实都控制在政府的手里，政府也完全控制着市场进。相反，他们会继续扩大自己的权力，给自己创造更多的腐败机会，以便得到更多的好处。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么思考问题的政府官员。比如，面对恐怖主义，理论上说，民主制度可能永远也消灭不了恐怖主义。由此，亮丽的总量背后存在着结构上的黑暗面。他关心的是让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自由，获得他们平等的权利。
他写《国富论》的目的就是要抨击这种不公正的制度，构想一种比较公正的制度。在中国，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重大的现实问题，就是如何构建市场制度，因为这套制度曾经遭到严重破坏，现在恢复也面临很严重的制度障碍。
这种福利制度可能会有一些效率的损失。这就不光损害了市场秩序，对社会也是一种深度伤害。
实际上，在中国现行体制下，不公平对待无处不在。在国家的层面讲道德的力量，听起来有些迂腐，但是，我们考察一下那些真正比较成功的大国，就会发现，他们的成功，就是依靠道德的力量。
这其中是正常的逻辑：官员通过腐败可以得到好处，那他就没有理由放弃管制。而齐桓公和晋文公这个霸主，就是依靠道德的力量建立和维持霸权的。我个人认为，印度模式可能比中国更好一些。我提出权利经济学概念的目的是，我们应当从权利的角度来看待经济。
因此，亚当·斯密关注的问题是经济主体的自由。很多国家一旦有了强大的武力，就会幻想通过武力建立自己的领导地位，但如果它想要长久维持领导权，就会发现成本非常高。
现在谈论中国模式的人，犯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简单化错误，就是只看经济增长的表现，其他的一概不问。到此为止，这个看法是正确的。
在中国，经济增长率越高，贫富差距就越大。但是，福利制度需要改革，不能成为我们取消福利制度的理由。
这就是我眼里政府的两项职能。因为，它其长期拒绝接受周礼，缺乏文化力量，所以，它的军事霸主地位难以长久。普通百姓也会反对，他们关注的焦点可能是改制过程中的官商勾结，内部交易、国有财富转移到私人手里这些问题。只要政府的特殊优惠和照顾措施被取消，就可以形成一个自由的体制，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性，财富就可以最大化，并且，最为重要的是，财富可以相对公平地分配。
比较长时间建立霸权的是晋国，晋文公和他的子孙一直维持着霸权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靠一种政治的道德。一部分人享有特权就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权利不充分，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利他们也不能享有或是被打了折扣。
但同时我也认为，经济增长没有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国家可以做到各个方面的相对均衡，人们觉得自己是有尊严的生活着，而不只关心自己手里有多少钱。就像屠杀幼儿园的小孩子的事件，这就是一个反社会的行为。
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，社会就必须要通某些制度安排，给所有人提供一些基本的生存保证，并且保证贫富之间的差距不至于太大。一个受到宗教较大影响的民族，通常情况下，不会认为物质是最重要的，关键是人要有充实的精神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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